二 对外开放不止步，四个坚持不动摇
“‘左’的积习很深”是十三大报告中的一个判断；自由化思潮则是新冒出来的，不时制造麻烦。在改革开放总方针业已确定并且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左”的影响相对容易掌控，而防范右的影响要复杂些，压力并不亚于反“左”。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的正确决策，但缩小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差距，以及整治官僚主义等弊端，很难立竿见影。这使得从理论上反驳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说有点费劲，不够有力。再就是党内有人态度暧昧，担心批驳自由化思潮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会有损对外开放的形象。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他提醒说，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写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段话是在邓小平坚持下写进去的，是中央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这一精神的宣传和落实没有跟上。同年12月，合肥、武汉、南京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分析说，这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他重申，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接着，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次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另通过决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不过，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依然不得力。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邓小平冷静地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在同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促膝长谈时，邓小平讲了许多，其要点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 邓小平表示，这些话是他对新的领导班子的“政治交代”。7月中旬，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悍然宣布对华实施“制裁”，致使中西方关系严重倒退，我国对外开放遭遇空前压力。邓小平表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他就国际局势概括了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同年6月下旬，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郑重表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1990年4月，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然而，接踵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战而胜，洋洋自得。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这一惊天变局给中国造成不小的心理冲击。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旗还能扛多久？
党内有些人通过反思国内外政治风波，同样认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却质疑改革开放政策，把两个基本点割裂开来。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提出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认为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以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嗣后，有多篇文章附和这个观点。12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一文。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业已退休的邓小平十分关注思想理论动态。1991年初春，他在上海重申，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阐发这一精神，却遭到北京几家报刊刊文反诘，由此引发姓“社”姓“资”之争。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一文。该文“左”的色彩更加浓厚，赫然宣称全国人民面临着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类似调子的文章接连刊出，风头和声势完全压过“皇甫平”，其实质是质疑邓小平理论，质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时间，赞同推进改革开放反倒有“自由化”之嫌。这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