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9月30日15:56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1941年生于陕西省清涧县农村，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1月23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谷溪书馆
采访组：建设沼气池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习近平是怎样克服的？沼气池建成之后，带来哪些影响？
曹谷溪：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产气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延川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变成了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稀罕的人。习近平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沼气制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示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扭，划根火柴一点，灯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火苗呼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半锅凉水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习近平建成的陕西第一口沼气池，在延川县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沼气革命。延川县革委会在梁家河召开“沼气现场会”。8月16日，延川县委在第8期《延川情况》上，通报表彰了习近平和他所领导的梁家河大队党支部。
1975年8月23日，共青团延川县委9号文件将他树立为“先进青年”，号召全县青年向他学习。
1975年8月22日，陕西省沼气推广利用现场会在延川县召开。会议代表参观了梁家河和上驿沼气池后，在上驿知青大院的一棵老槐树下搭戏台作为会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作“沼气要大办，政策要落实”的经验介绍。
在那次现场会上，文安驿上驿大队政治夜校的学员，为与会代表表演了陕北说书《四个老婆夸沼气》、小演唱《山村盛开沼气花》和陕北大秧歌等文艺节目。公社团委副书记、上驿大队团支部书记、“铁姑娘战斗队”队长柴富华告诉我，她当时编写了快板《大办沼气就是好》：
全省沼气现场会，定在延川文安驿。
省地县领导来视察，欢歌笑语满沟飞！
北京知青习近平，他和咱老百姓心贴心。
亲自到四川去取经，山村点亮沼气灯。
文安驿公社把令下，以点带面把沼气抓。
白天修梯田又打坝，夜晚建池搞粉刷。
过去做饭太麻烦，如今做饭拧开关。
自从咱把沼气办，解放妇女搞生产。
人人动手办沼气，自力更生最便宜。
点灯煮饭省力气，沼气肥料送集体。
沼气灯、夜校挂，
社员们灯下学文化。
技术培训首先抓，全县盛开沼气花！
柴富华说，她亲自登台表演，还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公社和县上的表扬。
1975年7月15日至21日，延安地委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表扬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被评为先进个人，他和延川县的北京及本地知识青年20余人，光荣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受到隆重表彰。
习近平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村民修建沼气池，或许就这件事本身来说，这只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小小历练。但就这件事产生的后续效应来看，对当时整个陕西省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一定不要轻视工作中的那些小事。做大事的人，都是从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件小事中成长起来的，而人的情操也是从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中培养起来的。当时的习近平，修建这个沼气池，他心中所想的，或许是为梁家河的老百姓带来温暖和光明，不再让婆姨女子为了烧柴煮饭熬煎（陕北方言，意为受煎熬）。这种精神，在他后来担任各级领导的施政实践中不断升华，最终成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情怀！
采访组：您到梁家河采访后写出了《取火记》，对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村带领村民建设沼气池事迹作了最早报道，在陕西全省推广沼气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请您讲讲当时采访过程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曹谷溪：当时，我已经调到延安地区革委会通讯组。延川县委书记申昜知道我对县上情况熟悉，掌握的资料多，特意把我从延安叫回延川，让我报道习近平在延川县掀起的这一场沼气革命。
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申昜书记给我派了一辆吉普车去梁家河采访。在梁家河村口，吉普车涉水过一条河，河对岸是一个土坡，吉普车轮胎上带了很多水，上那个土坡的时候轮胎空转打滑，怎么也上不去。这个时候，来迎接我们的习近平喊来了几个后生，一起在后面推车，几个壮小伙子“呼”地一下就把吉普车推进知青住的院子里了。这是一件小事，过了很多年以后，我逐渐也就忘记了。
2012年，我看到了一个报道：8月2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8届大会开幕式。当习近平致辞结束时，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罗伯特·威廉姆斯上前，准备握手祝贺，这个时候，他不慎将眼镜掉在地上。习近平主动俯身蹲下，捡起眼镜，送还给威廉姆斯先生，两人再次亲切握手，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看到这个报道和相关新闻图片时，心情非常激动，猛然就想起当年他帮我推车的事情。
多少年过去了，习近平还是这么朴实，这么平易近人。无论是1975年的大队书记，还是2012年的国家副主席，他待人真诚、为人实在的品格始终没有变。
我想，一位官员甘于为普通人弯腰屈膝，必然会被更多的人翘首仰望。正如西汉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一句话：“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那一天，我在梁家河采访习近平，和他谈了很多。采访中，他讲到群众的“功劳”就滔滔不绝，但是一讲到自己就讲得很少，很简单。我心里就想：“这个年轻后生，功成不居，谦虚谨慎，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不久之后，北京给延川县一辆130工具车，一台三轮摩托车。县上决定把工具车奖给孙立哲的合作医疗站，把摩托车奖给梁家河党支部书记习近平。
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唯有习近平不高兴。他说：“这个摩托车对咱有啥用！拉不了多少东西，又不能下地干农活，难道我天天开着它去兜风吗？”他当即就委托梁家河的老支书梁玉明，到延安农机公司把这辆三轮摩托换成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
在那个年代，你们知道这些农机具对一个生产队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金贵吗？
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支书丁爱笛也是一位北京插队知青。当时，一台手扶拖拉机售价3000多元，可是队上没钱。他领了几个壮实后生，到十五里外的杨家坪小煤窑去当临时的“炭毛子”。这个煤窑设备极为简陋，八十多米深的垂直矿井只安一台五马力的柴油机接送工人上下和吊出井下的煤炭。挖煤工没有矿灯，在布帽上挂一个麻油灯壶，在八九十公分低矮的巷道里爬行和劳作。井下穿不成衣服，躺在掌子面下挖煤，全靠屁股扭动，细皮嫩肉与岩石摩擦几个小时就血肉模糊，疼痛难忍；不仅挖煤苦，往出运煤更苦，一根粗麻绳套在肩膀上，后面缒几百斤重的煤拖子，全靠手掌、膝盖、脚趾相互配合，像一只硕大的蜗牛奋力爬行……
“他们咬着牙，苦干了十几天终于挣够了买手扶拖拉机的全部费用。”丁爱笛告诉我，“一个叫王汉生的女知青也要去挖煤，我说，煤窑里不准女人进去。她偷偷地到小煤窑来了一回，看见我们的样子，回去难受得哭了三天三夜。王汉生以后入了党，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前两年不幸病逝”。
这就是人们说的“知青岁月”！
这就是我在那个年代所结识的知青朋友！
采访组：习近平曾在延安插队七年，他与这方土地，与这里的老乡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曾说自己是“黄土地的儿子”。2015年2月13日又回到梁家河，他喊着乡亲们的名字，与大家坐在一起拉着家常。他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您能否用您的所见所闻，给我们诠释这种深厚的情感？
曹谷溪：1975年10月，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像当年乡亲们送亲人上前线、去打仗一样，梁家河村民们家家户户请他到家里吃饭；张家送一碗南瓜籽、李家送一包大红枣；还有好几个婶娘、大嫂给他送了精心绣制的花鞋垫……离村时，全村男女老少把他送到梁家河沟口，还选了梁玉明、石春阳等十三位代表一直将他送到县城。
离开延川前夕，延川县委书记申昜把习近平请到家里，让老伴亲手给他做陕北过大年吃的“红条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自己是“黄土地的儿子”，他的“根在陕西，魂在延安”。我想，恐怕很多人难解深意。
我曾在许多个场合讲过，陕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黄河、长城和黄帝陵，非常奇妙地在陕北这块黄土地相聚。所以，在她赤裸裸的大山之中，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色彩。海内外的华人都将这块土地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论是土著的陕北人，还是投身于这块土地的异乡人，只要他的心脏与这块土地同步震颤，这块土地就会给他智慧，给他胆略和勇气，不管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文学艺术家，都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
习近平说自己的根在这里，其实中华民族的老根就在这里！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解放战争总后方。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飞机、大炮，新中国大踏步从延河河畔走进了天安门广场！
延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我从一篇关于习仲勋的文章中得知，他曾经背一个生病的老汉去医院，曾经给产妇买药，曾经帮助一个清洁工人推垃圾车……做过数不胜数的这样那样的事，只要见到群众有困难，他一定会伸手相助。可见，习近平的这些特点，就是传承了父辈的高贵品格。
我曾在一首写刘志丹将军故里的诗中如是写道：
山丹丹花，灿烂在，老将军的马蹄印里；
那个时代的篝火，正燃烧在，红军子孙的心灵深处！
想必在习近平的工作生活中，面前总会有一棵挺拔的树，那便是他的父亲。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延安之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曹谷溪：习近平离开延安之后，我们保持着联系。习近平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厦门出差，顺路去看望他，可惜他当时没在。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是：“谷溪同志，我在延安得到了锻炼，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离开延安之后，我非常怀念延安，常想回来走走看看。”
1993年，习近平回到了延安，我俩整整18年之后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在延安宾馆，他双手握着我的手问我：“身体还好？”
在延安枣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旧址前，他们和时任延安行署专员张志清、纪检委书记申昜（原延川县委书记）合了影。
2003年6月，我已从《延安文学》总编岗位上退了下来，参与《绥德文库》编纂工作。抗战时期，习仲勋同志曾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在《大众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因为将习老作品收入《绥德文库》的事，我6月9日致函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年7月19日，他给我复了信。
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也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邀请我到福州去参观访问。但那时我在《延安文学》杂志社工作，每天都很忙，一直没去成，很遗憾。之后，我还给他邮寄过自己创作的两本书《与文学朋友谈创作》和诗集《我的陕北》。
采访组：2015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与上海代表曹可凡聊起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热播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您能讲讲他当年与路遥的交往情况和住过哪个窑洞吗？
曹谷溪：1969年，路遥由于“文革”问题，免去他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他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回到了刘家圪崂大队的郭家沟。
路遥家住的郭家沟与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都是文安驿川里的两个小山村，两个村子只不过一山之隔。
要说习近平和路遥，必须先说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在冯家坪公社段家圪垯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陶海粟。他原是清华附中的高材生，1971年被招干到团县委（当时为县革委会青妇组），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习近平每每进城办事，必然到陶海粟那儿落脚；那时候，我已将路遥招聘为“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长期脱产学习，和我一起写通讯，办《山花》。
应该说，那时候陶海粟是《山花》的骨干作者。他发表在《山花》上的政治抒情诗《每当我打开〈共产党宣言〉》《生命不息，战斗不停》和《国庆抒怀》等诗作，其思想深度、艺术水平都在我和路遥之上。
我以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山花》文艺报为习近平、路遥和陶海粟等几个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那个年代，习近平与路遥、陶海粟接触得多，他们都是爱读书、善思考、有抱负的青年。土生土长的路遥，一直渴望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以实现自己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路遥着魔似的让京都文化与乡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