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9月30日15:46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石春陽（小名：隨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習近平離開梁家河后，石春陽接任村黨支部書記。2016年，任大梁家河黨總支部書記。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2月27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
採訪組：石春陽同志，您好！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您曾和他一起勞動，他離開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書。請問您最初認識習近平是什麼時候？
石春陽：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驛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近平。
當時，梁家河派了十幾個年輕力壯的社員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夠，我們還牽了毛驢，幫著馱行李。知青們的行李有鋪蓋卷，有箱子，我們輪流幫著拿行李，你拿一氣兒，我拿一氣兒，幾十個人，浩浩蕩蕩地就回到村裡來了。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梁家河村一共來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當時梁家河村委會接待室是一隊的地方，分來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隊。村裡當時安排我父親給二隊的知青做飯。
採訪組：他們是從首都北京來的知識青年，能適應農村生活嗎？
石春陽：最初很難適應。近平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從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觸的人多，見的世面廣，到了我們這個窮山溝裡，住土窯洞，干農活，面朝黃土背朝天，和我們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習慣。在農村，吃得很差，吃不慣也吃不飽。上很臟的茅廁，冬天冷，凍屁股，夏天臭氣熏天，蒼蠅蚊子騷擾不斷。睡覺也是挺作難的一件事，幾個知青躺成一排，擠在一個炕頭上。這麼艱苦的生活，這麼大的落差，要說一下子就適應了，顯然不太現實。
我們農民就是黃土地裡生長的，在黃土地裡種糧食吃、挖窯洞住，所以身上總是沾滿黃土，根本就不在意。我們村裡這些年輕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經常跑到他們窯洞裡去串門，進了窯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黃土弄得被褥和枕頭上都是。有些個人衛生特別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經常一身黃土，慢慢也就習慣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沒被虱子咬過，剛來梁家河的時候腿上經常被虱子咬得紅腫一大片，奇痒無比，他經常撓，后來都撓得流膿流血。在地裡勞動時，大家都把褲腿挽起來，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處都是被虱子咬的紅疙瘩，有的剛剛結痂，有的痂被撓掉，還往外滲著血。過了一段時間，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們農村人一樣，對虱子的毒素產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紅腫也沒那麼嚴重了。
採訪組：習近平和村裡人也越來越熟悉了吧？請您談談他平時生活和勞動的情況。
石春陽：近平沒過多久就適應了陝北農村的生活。兩年后，大多數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卻幾乎和我們成了一家人。無論是老漢、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塊兒去。
近平不但見多識廣、知識豐富，而且性格很隨和，說話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實在，所以我們特別喜歡跟他拉話。特別是晚上，我們年輕人經常到他住的窯洞去串門。他給我們講北京，講中國，講世界，講很多我們從來都沒聽說過的事，開闊了我們這些山裡人的眼界。他喜歡看書，而我們村裡人大多不識字，他就經常給我們講書本上的知識，讓我們對讀書識字產生了濃厚興趣。
近平也不光是給我們講，他也向我們打聽農村的情況，農活怎麼干，庄稼怎麼種，村裡各方面情況他都問得很細，我們也都樂於給他講。
在勞動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氣。知青們剛開始干活不行，每天給他們記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從掙6分，到掙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個農村壯勞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為勞動突出，跟社員群眾關系好，縣團委書記陶海粟發現他能力強，就派他到趙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當了我們村的黨支部書記。
採訪組：村裡當時為什麼推舉習近平當黨支部書記？
石春陽：我覺得有這麼幾個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頭腦靈活。當時我們村裡識字的人不多，需要一個有文化的人來主持事情，所以就選了近平當書記。
他勞動非常下力氣，和我們農村的壯勞力能干一樣的活兒。那個年代，領導干部必須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時勞動的時候，干的比我們社員還要多。這樣的人當干部，能讓大家信服。
他和我們村裡人相處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眾基礎非常好，大家都喜歡他，願意和他拉話，他說啥我們都願意聽。
近平敢擔當，能做事，總是為村裡著想。在當村支書之前，他就對村裡有很多規劃和想法。打壩、修梯田、打井，增加糧食產量，這些他一直都在考慮，都在和社員交流。當時村裡一些老年人比較保守，對新鮮事物比較抵觸。近平給他們做思想工作，容易說服他們，能把隊伍帶好。
他在搞社教期間處理趙家河村裡的大事小事，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們農村各個姓氏、各個家族中間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會偏袒誰，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當時也非常願意擔任村支書這個職務，雖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實意想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採訪組：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當村支書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陽：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辦沼氣。他到四川綿陽去考察學習建設沼氣池的技術，回來以后結合我們延川當地的氣候進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邊挖了一個沼氣坑，用水泥打成池子。雖經歷了一些挫折，但沼氣池最終辦成了，解決了我們這個地方缺柴燒的問題。
沼氣普及以后，梁家河點燃了陝北第一盞沼氣燈，我們做飯、照明都可以用沼氣，沼氣池裡清出來的肥料，還可以給庄稼上肥，一舉多得。
近平在我們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他發現我們村裡有的社員有打鐵的手藝，就蓋了一間打鐵的小“車間”，讓鐵匠打鐵做農具，鐵匠能掙工分。社員需要農具，不用跑到縣上，直接到鐵業社來就可以了。這樣就解決了村裡農具的需求問題，方便了群眾。
近平還給我們村辦了一個代銷點。我們到文安驛公社去一趟，一來一回七十多裡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時間。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發，到文安驛買了油，吃口飯，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陽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點，晚飯都趕不上。
近平召集我們村裡人開會說：“咱村裡人去買個東西，要走一天，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這種必需品，我們完全可以把文安驛供銷社的東西拿一部分回來，在村上統一銷售，我們再按單子定期跟他們結賬。”村裡人一聽，覺得這確實是個好辦法：一兩個人拉著毛驢去文安驛公社馱回來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裡那麼多人來回奔波。這件事越早辦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說干就干，領著村裡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銷點辦起來了。這個代銷點基本備齊了社員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鹽、糖果等等。
採訪組：習近平當時辦鐵業社和代銷點，起到了方便群眾的作用，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許這種小規模的集體產業嗎？
石春陽：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國家以糧為綱，一切以糧食生產為中心，近平搞這些副業，是有一定風險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況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過問這些事，也不搞這些副業。而且，當時體制死板，辦這些副業，並不那麼容易。
當時的農副產品公司、供銷社都是國家單位，想跟這些單位合作，並不那麼容易辦成。我們這些農民，說不清道不明的，跟他們打交道都很難。近平當時隻有二十歲，他這個人，心裡裝著老百姓，又有一股闖勁，他克服困難，最終還是把事情辦成了。
近平對政策方面把握得很嚴謹。鐵業社給村裡人打農具、修農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費。給縣上供貨，是近平親自去跑的。我們梁家河村黨支部與縣農副產品公司公對公，沒有問題。代銷點也是非營利性質的，近平先跟供銷社賒賬，把東西“批發”回來，原價賣給社員，一分錢都不掙，為社員的生活提供便利，這與當時的政策不抵觸，也沒有問題。
鐵業社和代銷點給村裡實實在在帶來了好處。按現在的新詞來說，是“優化物流，整合資源”。當時，近平讓鐵匠主管鐵業社，讓他的手藝能夠“學有所用”，每天打鐵可以掙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讓村裡一個叫石鳳蘭的女社員當代銷員，她是個年輕人，有文化，會算賬，每天銷售這些日用品就可以掙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這兩個人各管一攤，表面上看是浪費了兩個勞力，而實質上卻節省了其他社員去文安驛公社修農具、打煤油、買日用品的時間，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下地干活掙工分。壯勞力一天能掙10分工，最多能達到12分，這些工分與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可以換糧食、換錢。可以說，農民的生活全都靠這些工分維持。所以，近平辦的代銷點既不違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類似這樣的實事好事，近平在短短兩年時間裡還辦了很多。
他辦了一個縫紉社，組織我們村的婦女勞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們農村人，因為整天干活，衣服褲子磨損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壞了，經常要縫縫補補，實在爛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縫衣服，像那些單身漢就縫不好，新衣服就更不會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經黑了，婦女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穿針引線，十分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