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確實是近平同志從政起步的地方”

編者按

本報於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曾經連續刊發採訪實錄《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其后結集出版，成為當代青年勵志成才的鮮活教材、黨員干部錘煉黨性的生動范本。應廣大讀者要求和期盼，本報從今天起，將連續刊出《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后續篇《習近平在正定》等採訪實錄。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習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縣委副書記和書記，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習近平同志與干部群眾打成一片，走遍了全縣每一個村。他深入調研，實事求是，敢於擔當，銳意改革，廣攬英才，心系人民，端正黨風，謀劃發展，使正定這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冀中平原農業縣趕上時代大潮，煥發出勃勃生機活力。 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書寫了一部激情洋溢的青春感人詩篇。習近平同志后來深情地說，“正定是我從政起步的地方”。

採訪對象：程寶懷，1936年生，河北博野人。1981年任正定縣委副書記，后任縣長，1983年任石家庄地區行署副專員。1997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8日

採訪地點：石家庄市翠屏山迎賓館

採訪組：程寶懷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上世紀80年代初期來正定工作時，正是社會逐漸變革、人們思想觀念慢慢扭轉的歷史時期。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他初來乍到，對正定縣情是怎麼認識的？

程寶懷：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正在深入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推進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這是全國全黨實現工作重心轉移的大變革時期。近平同志來正定的時候，正定曾發生了一件比較嚴重的事情。“文革”當中，正定縣把1200戶城鎮居民下放農村，他們在農村吃住沒有著落，子女上不了學。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這批人天天上訪，有時堵縣委、縣政府大門，要求回城安置。近平同志就是在這樣一個既混亂又醞釀著巨大變革的歷史轉折點，來到正定的。

近平同志思想解放、意識超前、博覽群書、善於學習，做事沉穩、干練，膽大心細，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強。到正定以后，他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走訪了不少群眾，召開了有公社干部、社員等參加的不同類型座談會，了解到很多實際情況，對當時正定農村的現狀、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有了深入了解，對確定正定的戰略定位和制定經濟發展規劃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思路。

近平同志來后時間不長，根據正定正好處在省會石家庄市和廣大農村之間，提出正定應該走“半城郊型”經濟的發展路子。

當時，我對這個名詞不太理解，就問他：“‘半城郊型’的內涵是什麼？”

近平同志解釋說，“半城郊型”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城市經濟，是一個介於城市經濟和一般農村經濟之間的中間型經濟。正定老城正好位於距離石家庄市15公裡的位置上，正定的北方是廣大的農村，正定的南方就是石家庄市。我們處在城市和農村中間過渡的位置上，就應該走城市和農村中間型的經濟發展之路。

從此，正定就確立了“依托城市、服務城市、打入石市、擠進京津、咬住晉蒙、沖向全國”的經濟發展思路。為了讓這個發展思路表達得更加形象和具體，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長、補其所短、應其所變”的二十字經濟發展方針。他提出走“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之后，正定縣大力開展多種經營，大搞農工商，很快出現了黨風正、碩果豐的大好局面。近平同志把正定經濟帶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近平同志離開正定30多年了，但正定一直在沿著這條路子走，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這說明當時近平同志提出的發展路子是正確的，是符合實際的。這是近平同志對正定的一大貢獻。

採訪組：當時的正定主要面臨什麼樣的問題？習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始，做了哪些工作來解決問題？

程寶懷：近平同志首先解決的是正定縣征購負擔過重的問題，這是關系到全縣人民溫飽的大問題。

高征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農業學大寨”先進縣的一個重要條件，沒人敢提出異議，但近平同志做事實在，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敢於大膽提出和解決問題。

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開了不少座談會，對正定的情況進行了解，再加上他經常下鄉調研，所以在短時間內就對正定的情況了解得比較詳細了。

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辦公室來。他說：“程縣長，最初省委讓我到‘好縣’工作，依你看，‘好縣’的標准是什麼？”我說：“咱正定就是‘好縣’，標准很簡單：第一，咱們對國家的貢獻大，每年糧食征購7600多萬斤，是河北省的老大，老書記馮國強說明年咱們還要爭取交一個億。第二，正定的領導班子很團結，老中青結合，你20多歲，我40多歲，馮書記50多歲，是個團結戰斗的班子。第三，正定是‘農業學大寨’先進縣，咱們的三角村是先進典型，全國各地都來參觀學習。”

聽后，近平同志笑了，他說：“老程同志，是不是‘好縣’，應該以綜合指標來衡量。咱們縣去年農村人均收入是148元，你剛才說到的學大寨先進的三角村，畝產過千斤可農民還吃不飽，他們偷著到外縣換山藥干吃，回來交征購。這些事，你了解不？”我說：“我了解。”

近平同志點點頭，繼續說：“咱們正定縣在經濟上是農業單打一，在農業上是糧食單打一。咱們為了交征購，年年擴大糧食面積，壓縮經濟作物面積。現在咱們全縣的經濟作物，棉花還剩一萬畝。我們現在的糧價30年一貫制，小麥一斤1毛2，玉米一斤8分錢。咱們糧食交得越多，群眾收入水平就越低。依我看，咱們正定縣實際是個‘高產窮縣’！”

聽到近平同志這麼說，我“激靈”一下子，當時有點兒接受不了。我說：“‘農業學大寨’的紅旗就在辦公室挂著呢，哪能說咱們不是‘好縣’呢？”

近平同志說：“咱們的‘貢獻’越大，農民的收入就越低。這個問題必須得解決一下。我想給中央寫個信，反映一下這個問題，首先把高征購減下來。”

當時我吃了一驚，連忙說：“這可不行，這可是政治問題，我得先跟老書記匯報一下。”

果然，我一跟馮書記說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減征購的事，馮書記就急了，說：“這個可不能讓近平反映！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問題你兜著！”

我回來又找近平同志談，我說：“馮書記不讓你反映，怕你犯錯誤。他說讓我反映。”

近平同志說：“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怎麼會犯錯誤？我去跟馮書記談談。”

他那次跟馮書記怎麼談的，我不得而知。后來聽說近平同志和縣委副書記呂玉蘭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征購使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時間不長，中央、省委、地委聯合調查組來到了正定，對正定征購是否負擔過重問題開展調研，召開了幾個座談會，調查組一致認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況屬實。之后上級決定把每年正定征購7600萬斤核減到4800萬斤，減了2800萬斤。這一減，可了不得了。1983年，我們召開三級干部會（縣、鄉、村三級干部會），對種植結構進行調整，適當壓縮糧食作物面積，上經濟作物，當年種植“中棉十號”17萬畝，一年農業產值就翻了一番，農民人均收入從148元漲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徹底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我就對近平同志說：“你為正定人民辦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遠忘不了你。”

採訪組：上世紀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還沒有廣泛推開，人們的思想還比較保守。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那時在正定是怎樣積極推行農村改革的？

程寶懷：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經常騎車下鄉搞調研，走訪群眾，了解到生產隊長不好當。當時農村的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社員下地干活的情況是：隊長一打鐘，干活一窩蜂，社員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干不干，八分半”，農民干活沒有什麼積極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說：“程縣長，最近你注意報紙沒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醞釀搞‘大包干’，咱們縣能不能選個經濟落后的公社搞個‘大包干’試點呢？”

我說：“老書記馮國強給我說過，‘大包干’我們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沒文件，河北省沒精神，石家庄地委領導沒講話，咱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冒尖，犯方向路線錯誤。”

近平同志說：“我覺得‘大包干’不錯，是調動農民種田積極性的最好辦法。我去跟老書記說說，你跟玉蘭同志說說。”

近平同志跟馮書記怎麼談的，我不了解。我跟玉蘭同志一說，她很高興，說：“‘大包干’是個好東西，遲早都要搞，這是個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簡單，上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農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蘭同志影響下，我逐漸扭轉了看法，對“大包干”有了新的認識，開始積極推動。

根據近平同志意見，我當時選擇了離縣城遠、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裡雙店公社搞“大包干”試點。我把公社黨委書記王香文、主任張士文叫到醫院（我當時因胃病住院），先詢問了他們對“大包干”的認識，說：“你們對‘大包干’是怎麼看的？如果在你們公社搞個‘大包干’試點，你們意見怎麼�